在医学随访研究中，纵向观测数据（如重复测量的生物标志物或症状评分）与生存时间数据（如疾病进展或死亡事件）存在密切关联。传统的独立分析方法因忽视二者内在关联及测量误差，易导致统计推断偏差。联合模型通过共享随机效应关联纵向子模型与生存子模型，可纠正重复测量中的测量误差，提升参数估计效率和统计检验效能。传统频率学派的联合模型在简单场景下具有可行性，但在处理高维、非线性或复杂缺失机制处理时面临计算与推断挑战。贝叶斯联合模型基于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Markov chain Monte Carlo，MCMC）方法，通过引入先验分布和后验抽样技术，在参数估计稳健性、模型扩展性和动态预测性能方面更具优势。本文简介贝叶斯联合模型的方法学框架，包括：（1）纵向子模型（如线性混合效应模型）与生存子模型（如Cox比例风险模型）的构建；（2）三类常见关联结构（当前值、当前斜率及累积面积）；（3）基于MCMC的贝叶斯参数估计；（4）个体化动态预测与模型性能评估。以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为例，演示贝叶斯联合模型的实际应用流程：从临床预测指标筛选、单/多指标联合模型拟合与比较，到时间依赖性ROC曲线验证预测效能。实例分析显示，贝叶斯联合模型可有效整合纵向轨迹信息，动态更新个体生存概率，为临床精准决策提供量化依据。

室上性心动过速是胎儿心动过速的最常见类型，常表现为持续性心动过速，胎儿心房率为220~300次/分，房室传导正常（1∶1）。本文报道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收治的1例胎儿室上性心动过速病例的诊治经验。孕妇，33岁，孕5月曾有上呼吸道感染。孕23⁺³周发现胎儿室上性心动过速及少量三尖瓣反流，孕27⁺³周在胎儿室上性心动过速基础上发现胎儿心包积液、腹腔积液，心胸比例增大，房室瓣口见反流，静脉导管A波降低，有胎儿心衰可能。入院后予口服地高辛及盐酸索他洛尔治疗，定期随访地高辛浓度及高危B超，并根据结果调整用药剂量。孕39⁺²周顺产一胎，体重3 440 g，Apgar评分9’-9’。娩出新生儿心电图基本正常，心超未见明显异常，心律正常。

肠道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疾病，其诊断对临床医师，尤其是内镜医师提出了较大挑战。本文报告1例51岁女性患者，因间歇性下腹痛在结肠镜检查中发现“结肠息肉”。第二次结肠镜检查中，拟行肠镜下病灶切除术，显示病灶抬举征阴性，不支持结肠息肉的诊断。经多学科讨论并与患者沟通后，最终选择腹腔镜联合肠镜定位下的节段性肠切除术。术后免疫组化结果显示：ER（±）、PR（+）、CD10（+）、波形蛋白（+）、SMA（-）和CDX2（-），病理诊断为结肠子宫内膜异位症。本文探讨了肠道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策略，强调了内镜技术在该病诊断中的重要性。

目的 建立一种基于经直肠超声的新型评分系统以期前瞻性地预测前列腺癌。方法 在回顾性研究中，我们首先收集了206例在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接受前列腺活检的患者的相关基础信息。发现了5个可能预测前列腺癌的指标：内外腺结构、内外腺回声、低回声团块、前列腺轮廓和钙化。通过t检验及线性回归方程等统计学方法，建立了以内外腺结构、低回声团块和前列腺轮廓折3个基本特征为基础的经直肠超声评分系统（transrectal ultrasound scoring system，TUSS）。在后续前瞻性研究中，招募了187例具有前列腺穿刺活检指征的患者，所有患者在活检前均接受MRI检查。运用TUSS和前列腺成像报告和数据系统（prostate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PIRADS）对患者分别进行评分，并进行ROC曲线分析和比较。结果 在回顾性研究中发现3种超声特征，包括内外腺结构、低回声团块和前列腺轮廓，具有独立的诊断价值。运用ROC曲线来分析这3个特征，并通过整合这3个特征来评估诊断结果的有效性，以此为基础建立了TUSS系统。在前瞻性研究中，发现PIRADS的AUC为0.811，而TUSS的AUC是0.899（P=0.002 4）。结论 成功建立了新型TUSS评分系统，可比PIRADS更好地预测前列腺癌。

目的 分析年龄≤2岁的患儿行人工耳蜗植入术后苏醒期发生呼吸道不良事件（respiratory adverse event，RAE）的危险因素及保护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5月至2024年8月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行电子耳蜗植入术的患儿140例，年龄≤2 岁，收集患儿围术期的基础信息及麻醉相关数据。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方法评估导致患儿苏醒期RAE（包括喉罩通气不良、喉痉挛、支气管痉挛、呛咳或氧饱和度≤90%且持续≥10 s的低氧事件等）的危险因素。结果 140例患儿的平均年龄为（14.6±6.1）个月。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使用镇静药物（P=0.034）和术中双管喉罩（P=0.012）可显著降低患儿苏醒期RAE的发生率。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术中双管喉罩是减少患儿苏醒期RAE的独立保护性因素（OR=0.234，95%CI：0.069~0.791，P=0.019）。结论 年龄≤2岁的患儿行人工耳蜗植入术选用双管喉罩及术前使用镇静药物，对减少患儿苏醒期RAE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目的 探究儿童就诊模式及影响因素，为合理配置儿童医疗资源、优化基层医疗服务建设和提高儿童社区医院就诊意愿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于2024年9—10月，选取上海市闵行区3~14岁儿童为研究对象，对其父母开展线上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儿童及家庭基本情况、就医行为情况、社区医院就诊体验等，最终纳入有效问卷5 384份。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组间差异。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儿童就诊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 被调查儿童中近一年内前往社区医院就诊次数不少于二三级医院就诊次数者占31.45%。6岁及以上（OR=1.171，95%CI：1.023~1.314）、3个子女（OR=1.711，95%CI：1.211~2.417）、离二三级医院距离越远（OR=1.046，95%CI：1.016~1.076）的受调查对象更倾向于去社区医院就诊。无家庭签约医生（OR=0.748，95%CI：0.652~0.858）的受调查对象更倾向于去二三级医院就诊。家长文化程度和家庭总月收入也是儿童就诊选择的影响因素。被调查对象社区医院就诊满意率为48.22%，非常满意率为25.22%。就诊主观考虑因素前3位为药品不齐全（28.96%）、缺乏设备（22.45%）和医生技术水平较低（16.72%）。结论 儿童就诊选择受多种因素影响，是趋近就医和趋高就医综合作用的结果。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医疗机构地理可及性、儿童年龄、家长对社区儿科门诊认同度等是影响儿童就诊选择的主要因素。

目的 探讨全麻下宫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中使用胸阻抗法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评估膨宫液丢失量的价值，为临床监测膨宫液丢失量提供新的方法和参考依据。方法 选取2024年5—12月期间因子宫肌瘤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进行全身麻醉下宫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的患者。术中采用胸阻抗法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记录患者入室后（T₀）、麻醉诱导后手术开始时（T₁）和手术结束时（T₂）的心率（heart rate，HR）心排量（cardiac output，CO）、心指数（cardiac index，CI）、每搏变异率（stroke volume variation，SVV）和胸腔液体水平（thoracic fluid content，TFC）等指标，计算HR变化值（ΔHR=HR₂-HR₀）、CO变化值（ΔCO=CO₂-CO₀）和TFC变化值（ΔTFC=TFC₂-TFC₀）。结果 根据手术结束时膨宫液丢失量是否≥2 500 mL将患者分为MORE组（8例）和LESS组（36例）。与LESS组相比，MORE组患者手术时间更长、出血更多、膨宫液丢失更多（P均<0.05），且T2时点的HR₂、ΔHR、CO₂、TFC₂及ΔTFC均显著高于LESS组（P均<0.05）。相关性分析显示，膨宫液丢失量与TFC₂和ΔTFC呈正相关（P均<0.05），而与ΔHR和CO₂无相关性。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表明，ΔTFC诊断膨宫液丢失量≥2 500 mL的敏感度为100%，特异度为83.3%，临界值为8.2。结论 胸阻抗法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的TFC和ΔTFC与宫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中膨宫液丢失量呈良好相关性，使用ΔTFC诊断膨宫液丢失量≥2 500 mL具有良好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可为临床中止手术时机的判断提供参考依据。

目的 探讨饮水中给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NAD⁺）前体分子对小鼠胸主动脉瘤（thoracic aortic aneurysm，TAA）病变的影响。方法 通过β-氨基丙腈（β-aminopropionitrile，BAPN）诱导构建小鼠TAA模型，补充NAD⁺前体物质烟酰胺单核苷酸（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NMN）和烟酰胺核糖（nicotinamide riboside，NR），以增强模型小鼠体内NAD⁺水平。3周龄雄性C57BL/6J小鼠通过饮水给药分别接受BAPN、BAPN+NMN、BAPN+NR治疗4周，对照组口服生理盐水。实验期间记录小鼠死亡事件，解剖分离小鼠主动脉以明确死亡原因。在实验结束时对存活小鼠行主动脉超声监测，解剖分离胸主动脉行组织病理学分析。3周龄雄性SoNar小鼠按同样方法进行2周给药实验，解剖分离主动脉制作切片，采用荧光定量方法测量NADH/NAD⁺比率。结果 与单独BAPN给药组相比，NMN或NR治疗后小鼠死亡率降低，但并无显著差异。BAPN诱导小鼠胸主动脉显著扩张（P<0.001）并出现较严重的TAA病理表型，而NMN或NR治疗可减少扩张程度，同时减轻组织病理表现。各组小鼠主动脉组织中的游离NADH/NAD⁺比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口服补充NAD⁺前体对BAPN模型小鼠胸主动脉扩张和病变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可降低致命的TAA事件发生率。

目的 观察上海市黄浦区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LC）患者队列的生存情况，并分析相关危险因素，为肝癌防治及预后评价提供依据。方法 通过上海市肿瘤病例登记报告管理系统和死因信息监测报告系统，回顾性纳入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诊断的523例黄浦区PLC患者，以2023年6月为随访终点，分析该肝癌队列患者的生存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和中位生存期，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生存率，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预后相关危险因素。结果 523例肝癌患者1年、5年、10年的观察生存率分别为25.9%、18.4%、15.8%。男女性别比为2.5：1，男性平均确诊和死亡年龄均显著早于女性（t=6.919，P<0.001；t=6.921，P<0.001）。总生存时间与年龄（HR=1.339，P=0.004）、是否感染乙肝病毒（HR=1.320，P=0.004）、慢性乙肝（HR=1.283，P=0.037）、是否感染丙肝病毒（HR=1.482，P=0.013）、肝硬化（HR=1.437，P=0.020）、医院级别（二级vs.三级，HR=1.593，P<0.001）、临床分期（HR=2.013，P=0.004）显著相关。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年龄（HR=1.300，P=0.010）、感染乙肝病毒（HR=1.367，P=0.002）、感染丙肝病毒（HR=1.392，P=0.045）、医院级别（二级vs.三级，HR=1.591，P<0.001）、临床分期（HR=1.851，P=0.011）是影响PLC患者生存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年龄、感染乙肝病毒、感染丙肝病毒和临床分期为黄浦区PLC患者的相关危险因素，PLC仍是黄浦区恶性肿瘤防控的重点。

目的 探究新诊断的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PCNSL）患者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的预后危险因素，建立nomogram列线图预测模型并评估新预后模型的风险分层能力。方法 选取2014年1月至2024年3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收治的289例新诊断的PCNSL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LASSO COX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确定OS的预后危险因素，构建nomogram列线图预后模型，并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以鉴定新模型对疾病风险的分层能力。预后模型通过时间依赖性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及校准曲线进行评估。结果 年龄、ECOG-PS评分、D-二聚体以及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是较差OS的预测因子（P<0.05）。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新预后模型显示出良好的风险分层能力，各危险组患者的OS存在显著差异（P<0.000 1）。列线图模型在1年、3年和5年时间依赖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00、0.725和0.742，表明模型在不同时间节点保持相对稳定的预测效能。校准曲线进一步显示了预测概率和实际概率之间的良好一致性。结论 年龄、ECOG-PS评分、D-二聚体及NLR是PCNSL患者长期预后不良的预测因子。基于以上因素构建的列线图有助于临床评估新诊断的PCNSL患者的危险分层，优化治疗方案。

目的 评估经鼻湿化快速充氧交换通气（transnasal humidified rapid-insufflation ventilatory exchange，THRIVE）联合手控喷射通气（manually controlled jet ventilation，MCJV）在儿童全麻肺泡灌洗术中的通气效果与安全性，验证其在维持术中氧合等方面不差于喉罩通气（laryngeal mask airway，LMA），并比较术野暴露、术中及术后通气和换气等指标。方法 采用单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非劣效设计，纳入2024年1—6月收治的2~12岁需全麻下行肺泡灌洗术的患儿，按照1∶1随机分配至THRIVE+MCJV组（n=40）和LMA组（n=40）。主要结局指标为术中最低经皮氧分压（transcutaneous oxygen partial pressure，TcPO₂），次要结局指标包括术中脉搏氧饱和度（peripheral oxygen saturation，SpO?）、术中经皮二氧化碳分压（transcutaneous carbon dioxide partial pressure，TcPCO₂）、术野暴露满意度、手术操作中断率、拔管时间及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THRIVE+MCJV组和LMA组患儿术中TcPO₂最低值[（202.08±69.17） mmHg vs. （227.95±67.26） mmHg]和术中平均SpO₂（99.35%±1.44% vs. 99.34%±1.6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LMA组比较，THRIVE+MCJV组患儿术中TcPCO?的峰值更高[（70.3±12.66） mmHg vs. （60.18±13.07） mmHg，P=0.000 7]，拔除通气装置时间更短[（4.74±1.57） min vs. （5.83±1.68） min，P=0.002 9]，术野暴露满意度更佳[4.83（5，5） vs. 4.53（4，5），P=0.034]。组间手术操作中断率、术后躁动、剧烈咳嗽及恶心呕吐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儿童全麻肺泡灌洗术中，采用THRIVE联合MCJV的方法可达到与LMA相类似的氧合水平，缩短术后拔管时间，并可改善术野暴露；但其TcPCO₂水平更高，在有经验的麻醉医师管理下可作为LMA通气的替代方案。

目的 构建整合供体与受体遗传信息的预测模型，用于对同种异体肝移植受者术后早期的他克莫司（FK506）清除速度进行分型，以期为术后早期个体化给药方案优化提供依据。方法 本研究为一项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选择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2016 年10月至 2021年7月共174例肝移植受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术后FK506药物剂量和浓度、肝肾功能、排斥反应、感染情况、血清白蛋白、红细胞压积。测序技术检测供体和受体CYP3A5 rs776746、供体FMO3 rs1800822、受体SLCO1B1 rs4149015基因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筛选FK506清除速度影响因素，ROC曲线分析评估FK506清除速度分型预测模型准确性。结果 术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中位数于第13天恢复至正常水平（<40 U/L）；总胆红素中位数在术后15天后降至正常上限（23 μmol/L）以下。同期，他克莫司（FK506）的剂量校正谷浓度（dose-corrected trough concentration，C/D）于术后第9天前后进入平台期（83.30~108.80 ng·mL^-1·mg^-1·kg^-1）。根据术后2周的C/D值将清除表型分为快速、中速和慢速清除型。3组之间体重标化的日剂量与药物谷浓度差异显著：快速清除型的日剂量中位数（0.082 mg/kg）是慢速清除型（0.026 mg/kg）的3.1倍，而谷浓度中位数（5.0 ng/mL）则显著低于慢速清除型（9.0 ng/mL）。慢速清除型患者的细菌感染率（65.1%）和尿素氮升高率（41.9%）均显著高于另两组（P均<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供体和受体CYP3A5 rs776746（P<0.001）、受体SLCO1B1 rs4149015（P=0.033）是C/D值的独立影响因素。3个基因型联合预测快速和慢速清除型的AUC分别为0.828（P<0.001）和0.727（P<0.001）。结论 联合供体和受体基因型检测可用于预测肝移植患者的FK506清除表型，从而为术后早期个体化治疗策略制定和控制药物不良反应提供依据。

目的 探讨基于尿液标本的己糖激酶-2（hexokinase2，HK2）检测、液基薄片细胞学检查（thin-prep cytology test，TCT）联合检测在尿路上皮癌（urothelial carcinoma，UC）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3年1月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就诊的124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在输尿管镜活检或手术治疗前分别进行HK2检测和TCT，以最终病理活检结果为参考，比较两种方法单独或联合检测对UC的诊断准确性差异。结果 HK2检测诊断UC较TCT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其诊断UC的灵敏度为79.52%（66/83），特异度为80.49%（33/41）；其中诊断高级别UC的灵敏度为90.00%（45/50），低级别UC的灵敏度为63.64%（21/33）。传统的TCT检测灵敏度较低：TCT诊断UC的灵敏度为51.81%（43/83），特异度为95.12%（39/41）；其中诊断高级别UC的灵敏度为56.00%（28/50），低级别UC的灵敏度为45.45%（15/33）。将二者联合可提高诊断灵敏度：TCT和UC联合检测诊断UC的灵敏度为84.34%（70/83），特异度为80.49%（33/41）；其中诊断高级别UC的灵敏度为92.00%（46/50），低级别UC的灵敏度为72.73%（24/33）。结论 尿液HK2检测诊断UC的灵敏度高于尿液TCT；两者联合检测可以明显提高诊断UC尤其是低级别UC的灵敏度。

目的 开发一种基于滚环扩增（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RCA）技术的高灵敏度外周血G-四链体（guanine quadruplex，G4）检测方法，建立ATRX突变型脑胶质瘤的无创分子诊断体系，为临床早期筛查提供新型液体活检策略。方法 采用shRNA慢病毒感染技术建立ATRX稳定敲低的原代脑胶质瘤细胞株（ATRX KD），通过硫黄素T（thioflavin T，ThT）荧光光谱法检测细胞上清液中G4的形成水平。构建ATRX敲低的原位脑胶质瘤小鼠模型，采用RCA变温扩增技术检测模型组与对照组外周血循环游离DNA（cfDNA）中G4的丰度，并对RCA变温扩增技术的程序进行优化。收集临床确诊的ATRX突变型和野生型胶质瘤患者，以及健康志愿者的血清样本，提取cfDNA后采用优化的RCA方案进行G4定量检测，并再次对检测程序进行优化。结果 体外实验显示，ATRX敲低可显著促进G4结构的形成，ATRX KD组细胞上清液中ThT荧光强度较野生型显著增加。建立RCA变温扩增方案检测ATRX突变型胶质瘤小鼠模型外周血cfDNA中G4结构的实验条件：以50 ng cfDNA为起始模板、进行10个循环扩增。临床样本验证显示，优化后的RCA变温扩增方案较传统恒温扩增效率提升，能够有效区分ATRX突变型与野生型胶质瘤患者及健康人群。结论 成功建立了基于RCA变温扩增的外周血G4高灵敏度检测方案，该技术首次实现ATRX突变状态的液体活检分子分型，为胶质瘤早期筛查提供具有临床应用前景的无创诊断方法。

目的 了解长三角地区耐多药/利福平耐药结核病（multidrug/rifampicin-resistant tuberculosis，MDR/RR-TB）患者灾难性卫生支出（catastrophic health expenditure，CHE）的发生情况，识别发生CHE的高风险人群及风险时点。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10家耐药结核病定点医院为研究现场，研究对象为2017年7月—2019年6月在选定医院登记治疗的MDR/RR-TB患者。通过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收集患者的基本人口学信息，导出医院医疗信息系统和收费系统中结核病诊疗相关信息及费用。以直接医疗总费用、报销费用及CHE发生率等描述MDR/RR-TB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CHE的影响因素，逐月计算累计CHE发生率以确定风险点。结果 共发放问卷387份，回收有效问卷344份，有效回收率88.89%。参与调查的患者中CHE发生率为62.79%，C地（OR=4.50，95%CI：1.08~18.76）和D地（OR=10.22，95%CI：1.70~61.39）的患者相较于A地更容易发生CHE。家庭年总收入高（OR=0.01，95%CI：0.01~0.05）、有医疗保险（OR=0.17，95%CI：0.04~0.62）是CHE发生的保护因素，而治疗期间住院（OR=8.06，95%CI：3.26~22.68）则是CHE发生的风险因素。调查对象接受抗结核治疗的前4个月CHE发生率上升最快，4个月末累计CHE发生率为60.47%，5~6个月上升到61.63%，6个月后上升速度逐渐变缓并趋于平稳。结论 MDR/RR-TB患者仍承受沉重的疾病经济负担，低文化水平、家庭年总收入低、无医保及住院患者为CHE高风险人群。需加强MDR/RR-TB患者治疗期间尤其是治疗前4个月的经济保护，针对不同患者优化医保与减免政策，以降低CHE发生率。

连续3个月及以上规范使用中-高剂量吸入糖皮质激素（inhaled corticosteroids，ICS）/长效β₂受体激动剂（long-acting beta2 agonists，LABA）治疗方案，并且针对共患疾病和环境因素等进行处理后仍未得到控制，或者在高剂量ICS/LABA治疗方案降级时出现加重的哮喘被定义为重度哮喘。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chronic rhinosinusitis with nasal polyps，CRSwNP）和特应性皮炎是重度哮喘常见的共患疾病，2型炎症是重度哮喘、CRSwNP、特应性皮炎共同的病理生理机制。本文报道了1例重度哮喘合并CRSwNP和特应性皮炎的患者，吸入ICS+支气管扩张剂后控制不佳，先后应用奥马珠单抗、度普利尤单抗治疗，并进行鼻窦手术等综合治疗。重点阐述其诊疗过程及治疗效果，旨在为临床治疗2型炎症共病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文回顾性分析1例肺功能表现为可逆性限制性肺通气功能损害的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合并胸腔积液患者的诊疗过程。患者因咳嗽、咳痰起病，胸部CT见双肺散在斑片状病变，后出现胸腔积液，外周血和胸腔积液中嗜酸性粒细胞增加，胸闷、气喘且进行性加重，肺功能显示中重度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患者确诊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后经口服糖皮质激素、吸入糖皮质激素+支气管扩张剂联合治疗，症状完全缓解，肺功能明显改善。

目的 分析哮喘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症状的患病情况及其与症状控制、过敏性合并症的关系，并评价心理干预对患者的心理健康及哮喘控制的作用。方法 纳入2020年12月至2024年7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并进行心理评估的231例哮喘患者，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哮喘疾病信息、过敏性合并症、9项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和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 Anxiety Disorder-7，GAD-7）评分等。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和卡方检验比较不同焦虑、抑郁症状哮喘患者的临床特征。利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焦虑、抑郁症状与哮喘控制、急性发作、过敏性合并症的相关性。52例哮喘患者于门诊接受治疗团队提供的个性化心理干预，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析心理干预对哮喘控制和心理健康的作用。结果 231例哮喘患者中，16例（6.93%）仅合并抑郁症状，28例（12.12%）仅合并焦虑症状，72例（31.17%）同时合并焦虑和抑郁症状。相较于无焦虑、抑郁症状的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症状的哮喘患者更年轻、未婚居多、有胸闷症状、急性发作频繁、有过敏性合并症（P均<0.05），两组之间哮喘病程、肺功能及呼出气一氧化氮（fractional exhaled nitric oxide，FeNO）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焦虑、抑郁症状与哮喘控制不佳（焦虑：OR=1.93，95%CI：1.03~3.63，P=0.040；抑郁：OR=3.77，95%CI：2.01~7.19，P<0.001）、哮喘急性发作（焦虑：OR=4.30，95%CI：1.78~10.38，P<0.001；抑郁：OR=1.22，95%CI：1.08~1.61，P=0.003）显著相关。哮喘患者的过敏性合并症与焦虑症状显著相关（OR=1.80，95%CI：1.15~2.82，P=0.010），而与抑郁症状未见显著关联。52例患者接受心理干预后，哮喘控制评分（Asthma Control Test，ACT）、哮喘生活质量调查问卷评分（mini Asthma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miniAQLQ）、PHQ-9和GAD-7评分均有显著改善（P均<0.001）。结论 焦虑、抑郁症状在哮喘患者中常见，并与哮喘急性发作、症状控制不佳和生活质量下降密切相关，合并过敏性疾病和哮喘患者发生焦虑症状显著相关，心理干预是改善哮喘控制和心理健康的可行途径。

目的 探究鼻息肉组织中乳过氧化物酶（lactoperoxidase，LPO）的细胞来源及其在不同类型鼻息肉组织中的表达差异，并初步分析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S. aureus）定植对LPO表达的调控作用。方法 利用已发表的美国及中国人群鼻息肉及非息肉对照鼻黏膜组织的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数据，分析LPO的细胞来源及其在不同类型鼻息肉组织中的表达差异。利用RT-qPCR和免疫组化技术检测临床样本LPO的基因及蛋白表达水平。构建小鼠鼻腔感染模型，检测S. aureus定植对LPO表达的调控作用。结果 LPO主要由上皮下腺体细胞产生，在美国及中国人群鼻息肉组织中表达均显著低于非息肉鼻黏膜组织，且在非嗜酸粒细胞性鼻息肉（non-eosinophilic chronic rhinosinusitis with nasal polyps，non-ECRSwNP）组织中的表达最低。鼻息肉（尤其non-ECRSwNP）黏膜下腺体细胞比例显著减少，与LPO表达水平呈强正相关。RT-qPCR和免疫组化染色证实鼻息肉组织LPO mRNA及蛋白表达均下调。小鼠模型证实S. aureus定植能够抑制鼻黏膜LPO的表达。结论 LPO主要来源于鼻黏膜下腺体细胞，在慢性鼻窦炎伴息肉（chronic rhinosinusitis with nasal polyps，CRSwNP）尤其non-ECRSwNP中的表达显著低于非息肉鼻黏膜，并与黏膜下腺体减少直接相关。S. aureus定植能够下调小鼠鼻黏膜LPO的表达，提示LPO低表达可能参与CRSwNP黏膜屏障功能的受损。

目的 建立变应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AR）屋尘螨（house dust mite，HDM）特异性皮下免疫治疗小鼠模型，并评价其疗效。方法 将30只雌性C57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变应性鼻炎组（AR组）和免疫治疗组（AIT组），每组10只。小鼠在HDM致敏后，AR组每天经鼻滴HDM进行鼻部激发，AIT组小鼠在激发前于侧背部皮下注射HDM进行免疫治疗。评估小鼠体质量、鼻部症状、鼻部和肺部炎症状态；取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进行细胞分类计数；检测血清HDM特异性免疫球蛋白E（HDM specific immunoglobulin E，HDM-sIgE），IL-4、IL-5、IL-6、IL-10和干扰素-γ（interferon-gamma，IFN-γ）水平，并进行组间比较。结果 与对照组小鼠比较，AR组小鼠体质量减轻，抓挠鼻及喷嚏症状加重，鼻黏膜上皮层增厚，鼻部杯状细胞及嗜酸性粒细胞增加，肺部炎症细胞和杯状细胞增加，BALF中总细胞数、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数量增多，血清HDM-sIgE、IL-4、IL-5、IL-6、IL-10、IFN-γ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与AR组小鼠比较，经AIT治疗后的小鼠体质量增加，鼻炎症状缓解，鼻黏膜上皮层厚度降低，鼻部杯状细胞及嗜酸性粒细胞减少，肺部炎症细胞浸润和杯状细胞化生明显减轻，BALF中总细胞数、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数量明显减少，血清IL-4、IL-5、IL-6、IL-10明显降低，IFN-γ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 对HDM特异性AR小鼠进行侧背部皮下注射HDM，免疫治疗效果良好。该方法操作简单，周期短，可作为研究HDM特异性免疫治疗的AR动物模型。

哮喘、变应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AR）和慢性鼻窦炎（chronic rhinosinusitis，CRS）具有共同的免疫病理学特征，在临床上常互为共病，需实施上下呼吸道联合评估，采用阶梯式药物调整和序贯式治疗管理策略。在治疗中重点遵循上下呼吸道共病同治原则，实施以环境控制为基础、药物治疗为核心、生物制剂为突破、免疫治疗为对因、长期随访为保障的综合管理策略。在药物治疗方面，通过阶梯式联合应用局部糖皮质激素、抗组胺药、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生物制剂等药物，协同调控上下呼吸道炎症反应，实现症状控制、生活质量改善和疾病进展预防的治疗目标。过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作为一种长期对因治疗手段，通过诱导免疫耐受机制降低患者对过敏原的敏感性，从而有效预防变态反应性疾病的发作和进展。生物制剂在哮喘合并AR、CRS治疗中展现出良好的效果，但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内镜鼻窦手术是CRS的基本外科治疗方法，对于合并哮喘患者应充分评估手术风险，加强围手术期管理。未来研究需聚焦精准分型与个体化干预，以实现症状控制与疾病修饰的双重目标，优化治疗方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多状态模型作为分析纵向医学数据的重要方法学工具，能够精确刻画疾病在离散状态间的动态演变规律。本文简要介绍了该模型的基本理论框架，包括：（1）状态空间定义原则；（2）转移强度与转移概率的量化方法；（3）马尔可夫性与时间齐次性的模型假设。通过心脏移植术后冠状动脉血管病变（cardiac allograft vasculopathy，CAV）的案例研究，重点阐释了多状态模型构建的关键步骤：从临床问题转化为状态结构（如CAV分级）、处理不规则随访间隔的统计方法以及协变量效应的多因素分析。示例研究表明，多状态模型能够精准量化慢性病在多阶段间的转移规律，为疾病的动态风险评估与个体化干预提供有力的方法学支撑，在医学研究中具有应用推广价值。

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on-ST-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NSTEMI）是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中的一种，其典型表现包括胸痛、胸闷、心电图ST段压低以及心肌标志物水平升高。心肌炎或炎性肌病同样表现出心肌标志物水平升高，并伴有非特异性心电图异常，临床上易误诊。多发性肌炎（polymyositis，PM）是一种特发性炎性肌病（idiopathic inflammatory myopathy，IIM），属于系统性自身免疫疾病，主要累及横纹肌，其病理特点为肌纤维的炎性浸润、变性和坏死，主要累及四肢近端肌肉和颈屈肌，严重时可累及呼吸肌和吞咽肌。本文报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收治的1例PM误诊为NSTEMI的诊治过程，并总结PM的心脏表现特点，为其与心肌梗死鉴别诊断提供参考。

本文报告1例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合并妊娠患者的多学科诊疗（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管理实践。患者孕前确诊全结肠型UC，经英夫利西单抗诱导缓解后通过辅助生殖受孕。孕期由产科牵头，联合营养科、消化内科、新生儿科组建MDT模式实施管理：营养科制定并执行低脂低纤维饮食与肠内营养方案；消化内科动态监测钙卫蛋白、C反应蛋白等指标并据此调整英夫利西单抗（infliximab，IFX）剂量；产科管理母体体重，定期监测胎儿生长发育，决定分娩时机及方式；新生儿科建立了新生儿预警，制定出生后护理及个体化的免疫接种策略。通过上述管理实践，患者孕期病情平稳，于孕38⁺⁴周分娩一健康女婴，母婴结局良好。本案例体现了MDT模式在UC合并妊娠管理中的实践流程，表明基于明确分工的动态管理与个体化干预对于保障母婴安全至关重要。

筛状-桑葚状甲状腺癌（cribriform-morular thyroid carcinoma，CMTC）是一种罕见的甲状腺恶性肿瘤，具有独特的遗传学特征，常作为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FAP）的结肠外表现。本例为26岁女性，查体发现双侧甲状腺多灶结节，至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行双侧甲状腺癌根治术，术后常规病理及免疫组化提示CMTC。本例为罕见的多灶CMTC病例，超声表现为多灶结节，结节以等回声为主，形态表现各异，结节内部无明显钙化。本文重点介绍CMTC的超声表现及病理学特征，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

减重手术是治疗重度肥胖有效且持久的方法。腹腔镜下袖状胃切除术（laparoscopic sleeve gastrectomy，LSG）是目前临床上采用最广泛的术式，但其存在中远期减重疗效欠佳、易复胖的缺点。LSG术后体重反弹问题逐渐受到减重医师的关注。修正手术中，袖状胃切除联合单吻合口十二指肠转位术（single-anastomosis duodena-ileal bypass with sleeve gastrectomy，SADI-S）可达到令人满意的减重效果，体重反弹风险最低且并发症较少。本例患者为2型糖尿病合并重度肥胖，LSG术后4年复胖后采用SADI-S修正，术后随访3年，体重再次下降并稳定保持。

为评估改良版高血压延伸处方服务方案对社区高血压患者的干预效果，纳入2023年9—12月期间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六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家庭医生的高血压患者202例，采用自身前后对照的干预研究设计。患者平均年龄为（70.78±10.94）岁，给予改良版高血压延伸处方服务方案干预并持续6个月，比较干预前后患者的主观满意度（通过自制问卷评估）、服药满意度（通过药物治疗满意度量表第二版评估）、服药依从性（通过服药依从性量表评估）及血压（收缩压和舒张压）变化。实施干预方案后，患者的主观满意度各条目均显著提高；药物治疗满意度量表在有效性、不良反应、整体满意度及总分维度得分均显著增加，而便利性维度得分变化不显著；服药依从性量表总分变化不显著；患者的收缩压[（139.54±14.18）mmHg vs.（132.00±8.90）mmHg，P < 0.001]和舒张压[（80.81±6.88）mmHg vs.（77.28±7.32）mmHg，P < 0.001]均显著下降。初步证明改良版高血压延伸处方服务方案改善了社区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其长期效果值得关注。

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是一种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引起的严重感染性疾病。尽管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显著降低了患者死亡率，但HIV相关肿瘤仍是重要并发症。HIV相关肿瘤生成的主要机制是重塑免疫细胞代谢（包括导致CD4⁺ T细胞糖酵解-氧化磷酸化失衡、诱导CD8⁺ T细胞程序性死亡蛋白-1高表达与功能耗竭）和建立慢性炎症微环境等。本文系统阐述HIV与多种致瘤病毒共感染的协同致癌机制和免疫代谢交互的核心靶点作用，以期为开发降低HIV感染者肿瘤风险的精准干预策略提供参考。

肺癌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癌症之一，约占癌症的十分之一，同时也占致死率最高的癌症的五分之一。近年来早期筛查成为了降低肺癌死亡率的可靠策略之一。随着低剂量螺旋CT（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LDCT）在肺癌筛查中的广泛应用，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开展了大规模筛查项目并取得了积极进展。肺癌筛查计划的制定与吸烟史、空气污染、性别、年龄等多种因素有关。同时计算机辅助诊断（computer-aided diagnosis，CAD）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不断发展以及全面的肺结节计划对于提高肺癌早期诊断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述了肺癌早期筛查的研究现状与进展，重点比较了中国、美国和英国在筛查政策上的异同以及肺癌相关因素对不同国家筛查政策的影响。三国均以LDCT为主要筛查手段，但在人群选择、筛查频率、政策支持和公众依从性方面存在差异。

目的: 探讨社区老年人健康生活方式指数（healthy lifestyle index，HLI）与认知衰退的关联及血常规衍生炎症指标的中介作用。方法: 通过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于2020年5月至2021年12月在上海市松江区纳入1 181例≥65岁且认知正常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并于2023年6—10月进行随访。采用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评估认知功能。通过6种健康生活方式（不吸烟、不饮酒、水果摄入充足、蔬菜摄入充足、睡眠质量好和身体活动活跃）的评分计算HLI，并根据总得分分布的三分位数将研究对象分为高HLI（75~100分）组、中等HLI（58~74分）组和低HLI（0~57分）组。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HLI、血常规衍生炎症指标与认知衰退的关联，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HLI与血常规衍生炎症指标的关联，使用中介分析方法分析血常规衍生炎症指标在HLI和认知衰退关联中的中介作用。结果: 随访期间，1 181例老年人中有225例新发认知衰退。与低HLI组相比，中等HLI组和高HLI组老年人认知衰退的风险分别降低29%（HR=0.71，95%CI：0.51~1.00）和38%（HR=0.62，95%CI：0.44~0.87）；中等HLI组（β=-0.032，95%CI：-0.056，-0.008）和高HLI组（β=-0.050，95%CI：-0.076，-0.024）的单核细胞计数水平均显著降低。单核细胞在HLI与认知衰退的关联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结论: 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更低的认知衰退风险相关，这种关联可能部分由单核细胞介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