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研究生物钟基因Clock对小鼠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iPSC)非定向分化的作用。方法 将Teto-FUW-OSKM、M2rtTA、PsPAX2 和PMD2.G 4种质粒共转染293FT细胞,收集病毒上清,转染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mouse embryo fibroblast,MEF)获得小鼠iPSC,并通过检测多能性基因表达及其体外分化能力对小鼠iPSC进行鉴定;通过RTPCR检测小鼠iPSC在非定向分化和拟胚体形成过程中生物钟基因的表达,以及生物钟基因Clock下调后,与野生型细胞相比小鼠iPSC多能性基因的表达和形态学改变。结果 通过慢病毒感染MEF的方式获得了小鼠iPSC;小鼠iPSC在非定向分化过程中,生物钟基因Clock、Per2、Rev-erbα表达升高;生物钟基因Clock下调后,小鼠iPSC分化能力下降,多能性基因Sox2、Oct4、Klf4表达升高。结论 生物钟基因Clock对小鼠iPSC的非定向分化起到重要作用。
目的 对活化的大鼠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s,HSCs)进行赖氨酸乙酰化(lysine acetylation,Kac)蛋白质组学分析。方法 于清洁级雄性SD 大鼠中提取并培养原代HSCs,分为对照组(培养<2天)和活化组(培养≥10天)。对两组细胞进行裂解,iTRAQ/TMT标记后的成对肽段样品采用乙酰化抗体进行亲和富集,应用高分辨率LCMS/MS技术进行质谱鉴定。最后对质谱鉴定的乙酰化蛋白质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 应用LC-MS/MS技术、GO注释和KEGG通路等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共确定309种蛋白质中的470个Kac位点。对其中150个蛋白质的231个Kac位点进行肽段定量研究,与静息的HSCs相比,在活化的HSCs中有109个蛋白质的乙酰化肽段数目增加,18个蛋白质的乙酰化肽段数目减少,并涉及多种GO分类和KEGG通路。乙酰化蛋白质广泛定位于胞质(38.1%)和线粒体(30.2%)。基于GO富集的聚类分析显示Kac位点主要与能量代谢相关;基于KEGG通路的聚类分析显示这些蛋白质广泛参与三羧酸循环,与线粒体关系密切。结论 首次对HSCs的Kac蛋白质进行质谱分析,并对发生乙酰化的蛋白质位点进行量化鉴定,为揭示蛋白质乙酰化在HSCs活化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并为抑制肝纤维化提供了潜在的分子靶标。
目的 研究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HCG)对人滋养细胞胶质细胞缺失因子-1(glial cell missing 1,Gcm-1)表达及胎盘生长因子(placental growth factor,PIGF)分泌的调控。方法 人绒毛膜癌细胞株Bewo经不同剂量HCG处理后,以实时定量PCR及Western blot法分析检测Gcm-1的表达,以ELISA方法测定PIGF分泌。通过干扰小RNA下调人滋养细胞Gcm-1表达,观察其对HCG调控PIGF分泌的影响。结果 HCG以剂量依赖的方式促进人滋养细胞Gcm-1表达及PIGF分泌,而HCG诱导PIGF分泌则由Gcm-1介导。结论 HCG通过上调Gcm-1表达促进人滋养细胞PIGF分泌,提示HCG可能是一种对妊高征具有保护作用的因子。
目的 通过COX-2抑制剂与舒尼替尼联合用药,观察其对荷RenCa肾癌BALB/c小鼠移植瘤的抑制作用,以及对小鼠外周血、脾脏、淋巴结的骨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MDSC)与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的影响。方法 建立BALB/c小鼠RenCa肾癌皮下移植瘤模型。模型动物分为4组,每组10只,分别为舒尼替尼治疗组、COX-2抑制剂(塞来昔布)治疗组、舒尼替尼+COX-2抑制剂治疗组和空白对照组。各组按时给药并绘制肿瘤生长曲线;流式细胞术检测小鼠外周血、脾脏中Treg、MDSC数目的变化;流式细胞术分选MDSC,提取蛋白质,Western blot检测STAT-3水平。结果 联合用药组相较于对照组,脾脏MDSC数目明显降低(1.22%±0.15% vs.9.34%±0.58%,P<0.01),外周血MDSC数目明显降低(12.7%±0.85% vs.23.0%±1.68%,P <0.01),脾脏Treg明显降低 (11.3%±1.69% vs.22.4%±2.31%,P<0.01),外周血Treg明显降低(3.30%±0.64% vs.11.9%±1.53%,P<0.01)。经流式细胞术分选后的脾脏MDSC中,联合用药组较单用药组STAT-3水平明显下降(P<0.01)。结论 COX-2抑制剂与舒尼替尼联合用药对肾透明细胞癌的抗肿瘤作用优于任何单独用药,其机制可能是通过减少免疫抑制细胞,调节机体肿瘤免疫环境,从而增强分子靶向药物的抗肿瘤效果。
目的 观察掌叶半夏提取物(Pinellia extracts,PE)对HPV+TC-1荷瘤小鼠T细胞免疫应答的作用。方法 宫颈癌荷瘤小鼠建模后随分成4组:机对照组(生理盐水,0.2 mL/d，灌胃)、PE低剂量组(10 mg/kg, 0.2 mL/d，灌胃)、PE高剂量组(20 mg/kg,0.2 mL/d，灌胃)、CDDP组(4 mg/kg,0.2 mL/3 d,腹腔注射)。给药期间测瘤、描绘肿瘤生长曲线，21天后处死小鼠并计算抑瘤率,流式细胞术检测脾脏CD4+和CD8+T细细胞以及Th1、Th2、Treg和Th17亚群的比例。结果 抑瘤率:CDDP组(29.82%)>PE高剂量组(21.73％)>PE低剂量组(8.23%);PE高剂量组和CDDP组CD4+和CD8+T细胞比例较阴性对照组均显著增多(P<0.01);PE两组Th1比例显著升高、Th2和Th17比例显著下降(呈现剂量依赖性),Treg亚群分泌TGF减少,而FOXP3水平增高。结论 PE能通过诱导CD4+T细胞向Th1型分化,抑制Th1/Th2漂移,改善Treg和Th17的比例,发挥抗肿瘤免疫作用。
目的 评价脑保护下颈动脉支架成形术(carotid angioplasty and stenting,CAS)治疗颈动脉中重度钙化狭窄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 28例颈动脉中重度钙化狭窄患者接受了脑保护下颈动脉支架植入术,均接受了术前颈动脉CT血管造影检查及术前术后头颅MRI检查,评价术后新发弥散加权(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病灶、术后支架即刻残余狭窄率与钙化斑块的关系。结果 28例次CAS的即刻成功率为100%。围手术期无死亡或心肌梗死等严重并发症。术后3天内复查头颅MRI:新发DWI病灶15例(53.6%),均无神经系统症状。根据术后有无新发DWI病灶,将患者分为阳性组和阴性组,比较两组钙化斑块的位置、体积大小、钙化弧度(calcium radian,CR)及Agatston钙化评分、钙化CT值、钙化斑块体积百分比和颈动脉斑块最大厚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2个月内,1例患者发生手术侧脑卒中,其余27例恢复良好,无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脑卒中发生。术后1年复查颈动脉超声,并随访颈部X线,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为0,支架断裂发生率为0。结论 在实施远端脑保护装置的情况下,CAS对颈动脉中重度钙化狭窄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钙化斑块的位置、体积大小、CR、Agatston钙化评分、钙化斑块CT值、钙化斑块体积百分比和颈动脉斑块最大厚度对术后新发DWI病灶的发生率无明显影响。
目的 明确全麻复合胸段硬膜外阻滞和单纯全麻对食管癌根治术患者术中氧供需平衡指标: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central venous oxygen saturation,ScvO2)、中心静脉-动脉二氧化碳分压差值(central venous-to-arterial difference of carbon dioxide,Pcv-aCO2)和中心静脉-动脉乳酸差值(difference between central venous and arterial lactate,DcvaLac)及术后并发症的影响。方法 将60例择期行右胸、上腹正中两切口食管癌根治术(Ivor Lewis手术)的患者随机分为2组:单纯全麻组(GA组,n=30)和全麻复合硬膜外麻醉组(GE组,n=30)。两组患者的全麻诱导基本一致,术中维持相同的麻醉深度,术后GA组采用患者自控静脉镇痛(patient-controlled analgesia,PCIA),GE组采用自控硬膜外镇痛(patient-controlled epidural analgesia,PCEA)。术前记录患者一般资料,术中连续监测心率(heart rate,HR)、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及ScvO2等。患者入室后(T1)、关腹前(T2)、关胸前(T3)以及出麻醉后监控室(postanethesia care unit,PACU)前(T4)4个时间点分别抽取中心静脉血和动脉血行血气分析,计算PcvaCO2、DcvaLac。记录患者术后第1天(POD1)和第2天(POD2)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并随访术后并发症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GA组相比,GE组术中HR、MAP显著下降(P <0.05),但其波动仍在正常范围内。在T4时间点,GE组ScvO2显著高于GA组(P<0.05),而其余3个时间点均无显著差异。血气分析结果显示,T2、T3、T4时间点上,GE组患者PcvaCO2、DcvaLac均显著低于GA组(P <0.05)。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方面,GE组也显著低于GA组(P<0.05)。结论 与单纯全麻相比,全麻复合胸段硬膜外阻滞能够提高ScvO2,显著降低PcvaCO2和DcvaLac,从而改善患者术中氧供需平衡,并降低术后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
目的 观察显微镜下多血管炎(microscopic polyangiitis,MPA)的临床特点,分析其预后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9月至2016年4月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免疫风湿科住院治疗以及门诊随访的MPA患者。 评价其临床特征,包括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ANCA)、累及器官、治疗及生存等。KaplanMeier法分析计算累积生存率。 结果 纳入20例患者,男性9例,女性11例,中位发病年龄71岁,四分位范围(65~78岁),病程2个月(1~6个月)。随访时间9个月(5.5~22.8个月)。以发热为首发表现13例,其中高热8例(体温≥39.1 ℃);胸部CT提示肺部病灶12例,其中肺间质病变11例;髓过氧化物酶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myeloperoxidase 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MPO-ANCA)阳性17例,蛋白酶-3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peroxidase-3 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PR3-ANCA)阳性4例;糖皮质激素初始平均剂量为61 mg(泼尼松或相当于泼尼松);2例血液透析;免疫抑制剂治疗18例。随访发现死亡患者4例。发病时肌酐水平和PR3-ANCA阳性增加死亡风险。结论 MPA患者发病年龄较西方研究报道高,常以发热为首发症状,肺部累及多见,以间质性炎症为主。发病时肌酐水平高和PR3-ANCA阳性提示预后不佳。
目的 评价微波消融(microwave ablation,MWA)同步联合经动脉化疗栓塞(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治疗大肝癌(直径>5 cm)和巨块型肝癌(直径>10 cm)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3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行经皮MWA同步联合TACE治疗的65例大肝癌或巨块型肝癌患者(肿瘤直径5~18 cm),治疗程序为先行动脉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接着超声引导下行经皮MWA,最后行再次血管造影并选择TACE治疗。结果 同步治疗耐受性好。造影剂外渗3例,经栓塞后消失。术后仅见轻微肝功能受损和血液毒性及少量的胸腔积液,未见脓肿、胆道损伤、肝功能衰竭及其他手术相关的严重并发症。TACE碘油栓塞剂用量平均为8 mL。随访2~21个月,65例患者无疾病进展生存时间为(6.3±1.5)个月,中位生存时间为14个月,6、12及18个月的生存率分别为91.3％、81.5％及48％。2例患者获得II期手术切除。结论 MWA联合同步TACE治疗大肝癌和巨块型肝癌安全、有效,既可扩大消融的适应证,又能减少TACE栓塞剂的用量,是值得推广的肝癌治疗新模式。
目的 探讨纵行逐级截除腓骨小头治疗胫骨后外平台骨折的膝关节生物力学稳定性。方法 选用10具通过遗体捐献获取的新鲜尸体膝关节标本,依次截取腓骨小头内1/3,中1/3及外侧1/3,在生物力学扭转机加载下分别测量不同外旋转矩下的胫骨外旋角。结果 截取腓骨小头内1/3及中1/3,在不同外旋转矩下膝关节胫骨外旋角较正常标本无显著改变,截取腓骨小头外侧1/3后,在不同外旋转矩下膝关节胫骨外旋角发生显著性增加。结论 腓骨小头内1/3及中1/3纵行截骨在治疗胫骨后外侧平台骨折中不降低膝关节稳定性,具有其一定的临床意义。
目的 比较计算机手术导航系统SpineNav-01辅助手术与传统X线透视辅助手术在辅助胸、腰骶椎椎弓根螺钉置入手术中的准确性和安全性,评价该手术导航系统在临床应用中的效果。 方法 纳入33例接受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手术的患者,收集临床及影像学资料。按辅助手术方式的不同分成两组:传统组,螺钉置入在X线透视辅助下完成;导航组,螺钉置入在基于术前三维CT数据的手术导航系统辅助下完成。术后三维CT评价两组螺钉的位置情况,比较两组螺钉置入的准确性和安全性,记录每枚螺钉置入时间、置钉相关并发症,导航组另记录注册时间。结果 两组间年龄、性别以及螺钉节段分布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传统组共置入108枚螺钉,其中胸椎22枚,腰、骶椎86枚,准确率为73.1% (79/108),安全率为96.3% (104/108),出现神经相关并发症2例,1例接受翻修手术;导航组共置入108枚螺钉,其中胸椎30枚,腰、骶椎78枚,准确率为87.0% (94/108),安全率为100% (108/108),出现神经相关并发症1例。两组间螺钉置入准确率及安全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导航组螺钉置入准确性及安全性优于传统组。传统组每枚螺钉置入时间为2～5 min,平均3.2 min;导航组每枚螺钉置入时间为1～4 min,平均2.2 min;导航组共注册25次,每次注册时间3～9 min,平均4.8 min。 结论 基于术前三维CT数据的SpineNav-01手术导航系统能显著提高胸、腰椎椎弓根螺钉置钉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目的 观察骨桥蛋白(osteopontin,OPN)对大鼠小肠隐窝上皮细胞(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6,IEC-6)分化、增殖、迁移等生物学性状的影响。方法 分别采用相差显微镜、细胞贴壁率检测、噻唑蓝比色法、划痕实验、Western blot和ELISA法,观察不同浓度OPN对IEC-6细胞增殖、分化和迁移能力的影响,并从鸟氨酸脱羧酶(ornithine decarboxylase,ODC)表达变化和炎性反应角度,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结果 经不同浓度的OPN处理后,IEC-6细胞形态、贴壁率和增殖率均未见明显变化。OPN能促进IEC6细胞的移行功能,且OPN浓度越高细胞迁移速度越快。与低浓度或高浓度OPN相比,适当浓度的OPN能促进IEC-6细胞内ODC1蛋白表达(0.1 μg/mL和1.0 μg/mL OPN)和细胞内炎性反应(0.05 μg/mL OPN)。结论 OPN能促进IEC-6细胞的移行功能,从而促进损伤黏膜早期修复,其机制可能与特定浓度的OPN能促进细胞内ODC1蛋白的表达和损伤IEC-6细胞的炎性反应有关。
目的 比较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定对全喉切除术后患者呛咳和躁动的影响。方法 选择90例择期行全喉切除术的患者,ASA分级Ⅰ~Ⅱ级,根据随机数字表分为3组,每组30例。手术结束前30 min给予不同的药物:对照组(C组)给予生理盐水50 mL,右美0.5 μg/kg组(D0.5组)给予右美托咪定0.5 μg/kg,右美1 μg/kg组(D1组)给予右美托咪定1 μg/kg,后两组药物均加生理盐水至50 mL,并在10 min内注射完毕。记录患者注入前、注入后、苏醒时(即患者能听从口头指令睁眼时)的心率、收缩压、舒张压以及术后呛咳、Ramsay镇静评分以及切口出血情况。结果 给药后,3组间心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D1组心率降低最明显,但各组间血压相似;苏醒期,3组组间心率和收缩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组较D1和D0.5组舒张压有显著升高;D1组的苏醒时间显著长于其余两组。与C组相比,D1和D0.5组的术后呛咳、Ramsay镇静评分、切口出血均有明显改善。结论 静注右美托咪定能够显著改善全喉切除术后的呛咳反应和苏醒期躁动,右美托咪定0.5 μg/kg对于心率和苏醒时间的影响较1 μg/kg更小。
目的 探讨预先加热流线形尾管的咽部气道(streamlined liner of pharyngeal airway,SLIPA)喉罩的安全性以及对术后并发症的影响。方法 将10只SLIPA喉罩连同纸塑包装一起预先放至42 ℃暖箱中,24 h后取出打开包装以无菌棉签擦拭表面进行细菌培养,室温放置的10只SLIPA喉罩同样进行细菌培养。选择全麻下妇科宫腔镜手术患者100例,随机分为加温组和对照组(各50例);加温组在全麻诱导前先将SLIPA喉罩预先放入42 ℃暖箱中1 h,诱导后将加温的SLIPA喉罩涂抹石蜡油后进行置入;对照组则在全麻诱导后将室温SLIPA喉罩涂抹石蜡油进行置入;所有喉罩置入均由同一操作者进行。记录喉罩置入时间、最大气道密封压、置入前后血流动力学变化、喉罩拔除后血迹阳性率、咽喉痛及视觉模拟评分情况。结果 两组SLIPA喉罩细菌培养结果均为阴性。加温组和对照组喉罩置入时间分别为(7.1±2.5) s和(8.8±3.8) 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两组最大气道密封压分别为25.1 cmH2O和23.5 cmH2O,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喉罩置入后平均动脉压以及心率较置入前均明显升高,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加温组喉罩拔除后血迹阳性率、咽喉痛发生率以及咽喉痛评分(12%、56%、1.4±1.1)显著低于对照组(40%、100%、3.1±2.4)(P < 0.05)。结论 SLIPA喉罩预先加温有利于置入,并可以降低置入后相关并发症。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HDAC)是一类调控组蛋白乙酰化水平的关键酶,能催化组蛋白(histone)脱乙酰基,引起相应基因表达下降。目前大量研究表明,HDAC抑制剂(HDAC inhibitor,HDACI)可以抑制 HDAC 的催化活性,改变染色体结构,从而激活并启动基因转录,纠正中枢神经病理条件下的染色体从“封闭”转变成“开放”状态,最终起到神经保护的作用,如抑制神经元凋亡,促进少突胶质细胞增生、调控小胶质细胞/巨噬细胞的极化、减轻炎性反应、促进神经血管再生及减弱细胞兴奋性毒性等。本文就 HDACI 对缺血缺氧性脑损伤发挥的神经保护功能作一详细阐述。
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the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信号通路在细胞增殖、凋亡、细胞周期进程和代谢中发挥重要作用。人类肿瘤中常常发生mTOR信号通路的异常,使得mTOR通路成为抗肿瘤治疗的主要靶点。近年来研究发现miRNA(微小RNA,microRNA)参与多种生物学过程的调控。miRNA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作用调控mTOR通路,使得mTOR信号也成为miRNA抗肿瘤治疗的潜在靶点。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一种很常见的恶性肿瘤,流行病学和临床病理学研究发现其多发生在肝脏原有病变的基础上。在中国,长期慢性的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是HCC发生的主要危险因子。肿瘤干细胞(cancer stem cell,CSC)理论认为HCC的起始细胞(tumor initial cell,TIC)是CSC,但其中的机制尚不明确,特别是CSC在HBV相关HCC 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本文就肿瘤干细胞在HBV相关HCC发病中的机制及CSC标志物在临床诊疗和预后评估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作一总结。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DPN)是糖尿病最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50%,其中最常见的类型是远端对称性多发性神经病变。疼痛是最突出的症状之一,也可出现感觉丧失、足溃疡、坏疽甚至截肢等。DPN病程通常不可逆转,非手术治疗虽然是标准治疗,但效果通常不显著。对于保守治疗无效的DPN患者,周围神经减压术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沙利度胺曾作为一种镇静、催眠药物于19世纪50年代用于妊娠反应等,但是由于其严重的新生儿致畸反应曾一度退出市场。近年来,研究者发现其有免疫调节作用,并用于风湿性疾病的治疗。本文从沙利度胺对风湿性疾病的共同发病机制出发,理解其对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强直性脊柱炎(anlcylosing spondylitis,AS)、白塞病(Betch′s disease,BD)及皮肌炎(dermatomyositis,DM)的作用机制,并遴选国内外沙利度胺治疗这些疾病临床的研究,认为沙利度胺为这类风湿性疾病的临床用药提供了选择,但需规避其不良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