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评价血管内近程放疗 (endovascular brachytherapy,EVBT)联合支架植入及经动脉化疗栓塞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治疗肝细胞肝癌 (hepatocelluar carcinoma,HCC)合并门脉主干癌栓 (main 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MPVTT)的安全性及疗效。方法 对2009年1月至2014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接受支架植入及TACE治疗的289例HCC合并MPVTT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194例 (研究组)同期在门脉主干内植入碘-125粒子条,余95例未接受EVBT的患者作为对照组。对两组患者的生存期、无疾病进展生存期、支架通畅期及治疗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率进行比较。结果 所有碘-125粒子条及支架均准确植入门脉主干梗阻段,无严重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平均随访(10.1±5.2)个月,研究组及对照组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9.3±1.1)及(4.9±0.5)个月 (P<0.001),中位无疾病进展生存期分别为(6.0±0.3)及(3.0±0.1)个月 (P<0.001),中位支架通畅期分别为(11.0±1.1)及(4.8±0.3)个月 (P<0.001)。结论 血管内EVBT联合支架植入及TACE治疗HCC合并MPVTT安全、有效。
目的 研究修正后的患者医患沟通信心量表(patient confidence in communication scale,PCCS)中文版的信效度以探索其在我国的适用性,并在此基础上测量上海市某社区人群PCCS得分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包含7个维度的自制生活态度-习惯量表以及基本情况调查表的PCCS中文修订版,于2013年3月至9月期间对上海市某社区居民260人进行入户调查,根据调查数据对PCCS中文版进行信效度评价,并利用多因素分析和相关分析的方法探索PCCS得分的影响因素。结果 得到254份有效问卷。PCCS中文版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5,分半信度系数为0.839;结构效度检验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1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解释了55.28%的方差变异;各子条目得分均与总得分显著相关,相关系数范围为0.643~0.767。254份有效问卷的平均PCCS得分为3.76。影响PCCS得分的主要因素是居住情况(是否独居)和文化程度(P<0.01)。此外,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生活乐观度、健康相关信息接受度和健康相关信息敏感度也与PCCS得分呈正相关(P<0.01)。结论 PCCS中文版信效度良好。居民PCCS得分受居住情况、文化程度和个人生活态度习惯等多方面影响。
目的 探索情感平衡在长寿人群健康状况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方法 研究对象为439例来自如皋长寿队列的长寿老人(≥95+岁)。健康状况包括自评健康及客观健康(疾病严重程度)；生活满意度采用生活满意度指数A(Life Satis faction Index A,LSIA)量表测量；情感平衡通过情感平衡量表(Affect Balance Scale,ABS)测量。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结果 客观健康、自评健康、情感平衡以及生活满意度两两之间均相关(P均<0.05)；客观健康和自评健康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2,P=0.791；β=0.16,P=0.153),客观健康和自评健康通过情感平衡对生活满意度的间接效应显著(β=-0.14,P<0.05；β=0.45,P<0.001)。结论 在长寿人群中情感平衡是健康状况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变量。
目的 探讨全反式维甲酸 (all-trans retinoic acid,atRA)对5/6肾大部切除 (5/6 nephrectomy,5/6Nx) 大鼠肾小管间质纤维化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 成年雄性SD 大鼠行5/6Nx后2周分为3组:5/6Nx组 (大豆油1 mL·kg-1·d-1,n=11)、 atRA1 组 (atRA 5 mg·kg-1·d-1,n=10)、atRA2组 (atRA 10 mg·kg-1·d-1,n=11),另设Sham组即假手术组 (大豆油1 mL·kg-1·d-1,n=7)。经灌胃给药,每日1次,连续给药12 周。测定24 h尿蛋白量和血肌酐浓度;肾脏病理切片采用VG染色,对肾小管间质纤维化进行评分;用Western blot检测肾皮质中α平滑肌肌动蛋白 (α-smooth muscle actin,α-SMA)和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 (plasminogen activator inhibitor-1,PAI-1)的蛋白表达。结果 术后14 周,atRA显著降低5/6Nx大鼠的24 h尿蛋白量和血肌酐浓度 (P均<0.05)。atRA显著降低该模型的肾小管间质纤维化 (P<0.01)。atRA显著下调该模型的肾皮质α-SMA和PAI-1表达 (P均<0.05),肾小管间质纤维化评分与α-SMA和PAI-1表达均呈显著正相关 (r分别为0.717 6和0.809 8,P均<0.01)。结论 atRA可减少5/6Nx大鼠的尿蛋白水平,抑制肾皮质α-SMA和PAI-1的蛋白表达,从而减轻肾间质纤维化。
目的 探讨T1b期肾细胞癌 (renal cell carcinoma,RCC) 行各种保留肾单位手术 (nephron sparing surgery,NSS)的安全性与可行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50 例行开放、腹腔镜及机器人辅助下NSS的T1b期RCC患者临床资料及随访情况。结果 50例患者均成功行NSS,手术时间 (70～210) min,平均 (122.8±44.1) min。阻断肾血流38例,热缺血时间 (20~47) min,平均 (29.0±8.5) min。术中出血量 30～1 100 mL,平均 (196.6±212.8) mL,肿瘤RENAL评分4～10,平均7.3±1.6,术前血肌酐42～150 μmol/L,平均 (77.4±22.0) μmol/L;术后住院5～46天,平均 (8.4±6.5)天。术后病理示:透明细胞癌45例,嫌色细胞癌3例,乳头状癌2例。50例患者术后1周、3个月和6个月肾功能复查,肌酐分别为 (87.3±11.6)μmol/L、 (82.5±10.8)μmol/L和(79.7±12.1)μmol/L,血尿素氮分别为 (5.7±1.6) mmol/L、 (5.2±1.3) mmol/L和(5.1±1.2) mmol/L,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NSS既能有效切除肿瘤,又能保留部分肾单位,是一种有效的治疗T1b期RCC可行的选择,尤其对双侧肾肿瘤或者孤立性肾脏肾肿瘤。
目的 提高临床医师对面神经瘤的认识。方法 回顾分析18例有误诊经历的面神经瘤患者的临床资料,主要包括年龄、性别、临床表现、听力、面神经功能、面神经电图、颞骨CT和MRI结果、手术径路以及术后病理报告。结果 18例患者年龄7～62岁,平均43岁。其中12例患者被误诊为贝尔式面瘫(66.7%),3例患者被误诊为胆脂瘤(16.7%),另外3例患者分别被误诊为颞骨占位、中耳新生物和腮腺肿块。患者被误诊的时间为1～192个月,平均39个月。面神经麻痹(77.8%)和听力下降(66.7%)是最常见的临床表现,耳鸣、耳溢液、面肌痉挛、耳痛和眩晕等症状也较为常见。16例为神经鞘膜瘤(88.9%),面神经纤维瘤和骨血管瘤各1例(5.6%)。结论 若患者面瘫进行性加重,6个月内未见好转；或诊断为中耳炎但抗感染治疗无效者; 或腮腺肿块患者若肿物与面神经关系密切,均应考虑面神经瘤可能。影像学检查和病理学检查对于面神经瘤的诊断至关重要,手术切除是面神经瘤的首选治疗方法,并应积极考虑面神经重建。
目的 评价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ea syndrome,OSAHS)患者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 (hypersensitive-C reactive protein,hs-CRP)和T淋巴细胞亚群 (T lymphocyte subsets,T-LS)的变化,探讨OSAHS对T-LS水平的影响及hs-CRP水平、T-LS水平与OSAHS之间的相互关系。方法 选择门诊及住院的单纯OSAHS患者59例,同期健康体检者24例作为对照组,两组之间年龄和性别等构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所有受试者均接受连续7 h的夜间多导睡眠仪监测以判断OSAHS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于次日清晨采集外周静脉血5 mL,测定血清中hs-CRP和T-LS水平。结果 OSAHS组CD3+CD4+T细胞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 CD3+、CD3+CD8+T细胞和CD4+/CD8+T细胞较对照组差异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OSAHS患者体内存在T-LS水平的改变,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免疫功能下降。
目的 研究不同性别藏汉两族内分泌门诊患者的体脂分布差异。方法 研究对象为2014年9月至11月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内分泌科门诊就诊的汉族患者276例及藏族患者535例,收集患者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腰围、糖尿病病史和空腹血脂等信息。排除体质指数 (body mass index,BMI)、年龄和糖尿病的影响后,采用t检验及多元回归分析比较藏汉两族患者的腰围及血脂差异。结果 调整BMI后,藏族女性与汉族女性的腰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3.29±11.513)cm vs. (88.64±10.8)cm,P=0.396］,藏族男性腰围显著大于汉族男性［ (94.89±9.08)cm vs. (89.81±9.53)cm,P<0.001)］。分层分析显示,体重正常和超重的藏族男性腰围均大于汉族男性［ (86.61±6.43)cm vs. (82.71±7.21)cm; (94.36±6.07)cm vs. (91.22±6.82)cm,P均<0.001)］,但藏汉两族肥胖人群的腰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02.88±8.31)cm vs.(100.41±7.27)cm,P=0.112)］。调整糖尿病、BMI、性别和年龄后,藏族的三酰甘油 (triglyceride,TG)水平均显著低于汉族［ (1.52±0.91)mmol/L vs. (1.79±1.64)mmol/L,P<0.001)］,高密度脂蛋白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水平低于汉族［ (1.12±0.26)mmol/L vs. (1.21±0.35)mmol/L,P=0.019］,低密度脂蛋白水平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高于汉族［ (2.81±0.90)mmol/L vs. (2.55±0.87)mmol/L,P<0.001)］。结论 调整BMI后,藏族男性腰围大于汉族男性,但在肥胖人群中未见差异。排除糖尿病、BMI、性别和年龄的影响后,藏族的TG水平显著低于汉族。
目的 探讨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胎盘部位滋养细胞肿瘤的临床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12例经病理证实的胎盘部位滋养细胞肿瘤患者的临床特征和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图像特点。结果 常见临床症状为闭经后继发不规则阴道流血 (8例)、不规则阴道流血 (4例)。诊断距上次妊娠时间中位数为8个月。患者血清 β-hCG水平中位数132 IU/L (2.01~3098 IU/L)。根据病灶位置,胎盘部位滋养细胞肿瘤经阴道超声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4例病灶主要位于宫腔内,表现为不均质实质占位,与周边肌层分界不清,彩色血流信号丰富2例,血流信号稀少2例;第二种,8例病灶主要位于子宫肌层内,实性为主2例,蜂窝状4例和囊性为主2例,边界不清,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显示病灶内部或周边彩色血流信号丰富7例,血流信号稀少1例。10例进行频谱多普勒测量者RI均值为0.49 (0.28~0.70)。结论 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合临床病史有助于早期诊断胎盘部位滋养细胞肿瘤,有利于临床及时准确地制定治疗方案。
目的 评价Bailey 手法在小儿电子耳蜗植入术后麻醉苏醒期气道管理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50例ASA I~II级择期行电子耳蜗植入手术的先天性聋患儿在麻醉苏醒期随机分为Bailey 手法喉罩导气管(laryngeal mask airway,LMA)组(n=25)和气管插管(endo tracheal tube,ETT)组(n=25)。记录两组患儿拔管/罩时的呛咳反应和拔管后脉搏血氧饱和度(pulse oxygen saturation,SpO2)的情况。记录患儿各时间点的血流动力学数据:麻醉前 (T0)、拔管/罩前即刻 (T1)、拔管/罩后即刻 (T2)。结果 苏醒期LMA组和ETT组呛咳发生率分别为12%和80% (P<0.000 1);拔管后1 min LMA组平均SpO2高于ETT组 (P<0.05)。LMA组患儿拔管后无低氧发生,ETT组1例患儿出现重度呛咳及短暂SpO2下降至89%。LMA组患儿T1和 T2时平均动脉压 (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低于T0时 (P<0.05);ETT组患儿T2时心率 (heart rate,HR)及MAP较T0时显著升高 (P<0.05),T1和T2时ETT组MAP和HR均显著高于LMA组 (P<0.05)。结论 Bailey手法用于小儿麻醉苏醒期气道管理可有效避免拔管时呛咳和低氧状态,并有利于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
目的 探索豚鼠耳蜗基底膜振动测试的方法。方法 用戊巴比妥钠腹腔注射麻醉豚鼠后,腹侧切口,逐层切开皮肤,分离肌肉,可见听泡位于豚鼠下颌骨内侧深面,钝性分离听泡表面的肌肉组织,暴露听泡,用电钻将听泡打开,可见螺旋形耳蜗结构,辨认基底膜所在的部位。用电钻在需要开孔的骨壁上轻磨一个环形的凹陷,待足够薄弱的时候用尖头的刀片挑开骨片。用具有微细尖端的不锈钢针蘸取少量反光微珠,放置在基底膜上。然后用激光多普勒测振仪(laser doppler vibrometer,LDV)测量基底膜在外耳道纯音激励下的振动。结果 用该方法测量了豚鼠耳蜗基底膜在不同频率声波激励下的响应曲线。结论 该方法可进行豚鼠耳蜗基底膜振动的离体实验,但活体的振动测试尚需进一步的探索。
转移是肿瘤的最根本恶性特征,也是肿瘤患者的最主要死亡原因(90%以上患者死于转移)。转移是肿瘤细胞与宿主器官微环境相互作用的非常复杂的过程。肿瘤转移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其里程碑事件包括：(1)转移假说的提出：包括“种子与土壤”假说(Paget,1889)和“机械理论学说”(Ewing,1929),两者对立统一,指导着转移研究与防治。(2)对转移过程的逐渐认识,将转移途径区分为淋巴转移和血行转移(Bernard,1959)。(3)发现癌转移的异质性(Fidler, 1970)、提出克隆筛选理论(Nowell,1976)。(4)发现转移的器官特异性：1984年Tarin等发现器官特异性转移的证据；20世纪90年代确认转移的器官特异性；(5)认识到宿主因素的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发现宿主因素影响转移；21世纪初开始针对宿主因素的抗转移治疗。
转移研究一直是肿瘤临床与基础研究的热点与难点,最近20年,由于分子细胞生物学、特别是基因组和蛋白质组和免疫学等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对肿瘤转移过程的认知和转移防治策略的发展。近年的研究热点包括：肿瘤进化与肿瘤异质性和转移潜能、干细胞与EMT、肿瘤细胞与微环境的对话(包括外泌体、转移前壁龛)、微环境免疫编辑、CTC与分子显像以及免疫和靶向治疗等抗转移新策略等,这些领域均取得明显进展,有诸多新的发现。特别是最近肿瘤免疫与免疫生物治疗的突破性进展,为临床抗转移治疗提供了新的希望。为此,我们组织复旦大学肿瘤转移研究所的研究生,对上述领域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总结,以餐读者。本专题综述了“干细胞在实体肿瘤转移中的作用与地位”、“肿瘤代谢与肿瘤转移”、“循环肿瘤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及其意义”、“外泌体与肿瘤侵袭转移相关研究进展”、“促进转移的肿瘤相关免疫细胞与靶向治疗策略”、“肿瘤免疫检查点靶向治疗的研究进展”、“肿瘤分子靶向治疗的研究进展”以及“肿瘤的进化与异质性及其在转移中的意义”,相信有助于全面了解肿瘤转移的基础研究现状以及临床诊疗研究的趋势,对肿瘤转移研究与防治具有指导意义。
肿瘤干细胞 (cancer stem cell,CSC)被认为是治疗失败、药物耐受和转移复发的原因所在。CSC具有自我更新 (self-renewal)和高侵袭潜能的特性,并最终组成肿瘤的异质性 (heterogeneity)。无论是在原发瘤、循环肿瘤细胞 (circulating tumor cell),还是在转移灶的形成中,CSC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且与患者预后密切相关。因此,更好地认识CSC在转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研发有效的靶向CSC及其微环境 (microenvironment)的治疗药物,将有望使之成为抗转移的理想途径。
循环肿瘤细胞 (circulating tumor cells,CTCs)是导致肿瘤发生远处转移的重要因素。近10年随着CTCs检测技术的进步,发现CTCs的数目与患者预后密切相关;根据CTCs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亚群分型能够更合理地指导个体化治疗方案的选择。
外泌体(又称外泌小体,exosomes)是一种能由绝大多数细胞释放的、具有脂质双分子层和丰富内容物的微囊泡结构,直径约30～100 nm。1981年科学家首次发现肿瘤源性外泌体,近10年来发现外泌体中不仅包含功能性蛋白,还有功能性核酸物质,这些蛋白质、核酸等对肿瘤侵袭转移具有促进作用,成为肿瘤相关研究的热点。外泌体以其独特的方式包裹蛋白质和核酸物质,稳定有效地进行细胞间信号的传递和交换。更好地了解外泌体促进肿瘤侵袭转移的机制,将有助于明确肿瘤侵袭转移的关键环节,进而有针对性地研发有效的防治策略,改善肿瘤患者预后。
肿瘤转移受肿瘤细胞自身改变的累积和肿瘤微环境所共同驱动。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相关细胞,尤其是肿瘤相关巨噬细胞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骨髓源性抑制细胞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调节性T细胞 (regulatory T cells,Treg)等在免疫抑制和促肿瘤转移中举足轻重。肿瘤转移经历免疫逃逸、预转移“壁龛”形成、突破血管内皮至血循环,最终转移至靶器官形成转移灶，每一个步骤都离不开肿瘤细胞与多种免疫细胞相互作用。本文就免疫相关细胞促进肿瘤转移的分子机制作一综述,并探讨靶向肿瘤转移相关免疫细胞的研究策略。
靶向免疫检查点的治疗是众多抗肿瘤免疫的有效策略之一,在抗肿瘤免疫治疗中诱发持续的肿瘤缓解。抗CTLA-4单抗,抗PD-1单抗以及抗PD-L1单抗的安全性及临床疗效研究为肿瘤治疗带来了新突破,针对免疫检查点的靶向治疗已成为肿瘤治疗的新方向。本文对近年来与肿瘤免疫靶向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近十几年来分子靶向治疗在血液系统及实体肿瘤中均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然而,不可避免发生的耐药现象已经成为靶向治疗的瓶颈。随着对分子靶向治疗药物耐药机制的深入研究,逐步发展逆转和预防耐药的策略。本文着重总结肿瘤分子靶向治疗的临床应用及关键临床试验、靶向治疗耐药机制以及临床中有效的药物联合治疗策略等方面的进展。
肿瘤转移是恶性肿瘤最主要的生物学特性之一,也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肿瘤的转移潜能是肿瘤异质性的表现之一,而异质性则起源于肿瘤细胞本身及宿主微环境在进化上的差异。这些进化上的差异除了传统理论所认为的基因突变之外,还包括表观基因组学调控、蛋白质修饰等非基因水平方面的改变。本文将结合“种子与土壤”理论,从肿瘤进化与异质性的角度,综述肿瘤细胞自身和癌周环境对肿瘤转移的影响,以期推动肿瘤转移的研究及拓展诊疗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