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简称新冠肺炎或COVID-19，于2019年末首次被发现，国家卫健委于2020年1月20日宣布并采取了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新冠肺炎虽在我国很快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由于其传染性强，早期危重症比例高^[1]，WHO在2020年1月30日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

孕妇免疫力相对较低，对于呼吸道病毒更易感且容易发展为重症肺炎，尤其是在有慢性病或妊娠并发症的情况下^[3]。因此新冠疫情易引起孕妇对母婴健康状况的担忧，导致产生心理负担及加重不良情绪^[4]；新冠肺炎作为新发传染病，公众对其缺乏了解，孕妇群体尤为重视相关防护和保健信息的获取，存在较高的健康教育服务需求。为了控制疫情，不少地区的产检门诊采取了临时关闭或改变服务方式（如在线预约挂号等）的措施。如何使孕妇能够及时获得准确可靠的孕产保健服务信息及新冠肺炎的防护知识，成为疫情下亟需解决的服务问题。

随着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和普及，新媒体通过网络等渠道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媒体形态，已成为主流信息传递媒介之一^[5-6]。新冠肺炎疫情下群众的信息获取与2003年SARS暴发时期显著不同。因此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孕妇如何获取孕产保健服务和健康教育信息，获取信息的方式与新冠防护知识和行为之间的关联，对于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如何快速有效地传播健康知识信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此国内目前并无太多相关研究。本研究旨在了解疫情期间，孕妇通过官方新媒体途径获取信息与其孕产保健知识和个人防护行为的关联，为将来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不断完善提供依据。

资料和方法

研究方法与对象  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于2020年2月5日至3月1日通过在线填写问卷的方式收集信息。在上海市闵行区妇幼保健院、上海市嘉定区妇幼保健院、上海市浦东新区妇幼保健院、江西省乐平市妇幼保健院、陕西省西安市第四医院和江苏省常州市妇幼保健院等6所医疗服务机构，通过机构的孕产保健服务人员，采用问卷星在线调查的方式，邀请孕妇点击链接或扫描二维码进行在线填写；同时使用同伴推动抽样的方式鼓励孕妇发给熟识的孕妇，积极参与在线填写；为避免重复填写，设置了“限同一手机或电脑只能填写一次”。本研究已通过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批（审批号IRB#2020-02-0803）。

问卷构成  孕妇收到由产科服务提供者发送的问卷星二维码或链接后，通过扫描二维码或直接点击链接，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进入问卷填写的页面，调查需要约10分钟。在线问卷的首页向孕妇介绍该调查的目的、内容、意义与所需填写时间，孕妇阅读完该信息后，同意参加则开始在线填写问卷。调查对象完成问卷填写并提交后，在线调查界面会显示根据指南^[7]编写的疫情防控小贴士^[8]。

问卷内容包括：（1）人口学一般资料，如年龄、学历、职业、孕期、现居地、分娩史、是否有妊娠并发症、本次妊娠单双胎等；（2）新型肺炎相关的孕产保健知识和个人防护行为；（3）新冠疫情下的孕产保健信息获取方式。

质量控制  在调查过程中，本问卷设置了质控问题：本题测试是否认真填写，请选择‘总是’。未按题目要求选择的问卷被判定为无效问卷。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孕妇孕产保健知识和个人防护行为评估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孕产妇预防临时指南》^[9]，编制了疫情相关的孕产保健知识和个人防护行为相关的问题。新冠肺炎相关的孕妇孕产保健知识问题共有6题，包括：（1）是否应该减少/推迟产前检查；（2）疑似感染新冠的孕妇是否可以进行CT检查；（3）需要前往医院就诊的症状；（4）发热时应前往就诊的医疗机构；（5）产妇新冠确诊时新生儿是否应隔离；（6）感染的产妇是否应暂时避免母乳喂养。新冠肺炎相关的个人防护行为共3题，包括：（1）疫情期间是否减少外出；（2）手卫生情况；（3）是否做到疫情防控的其他相关行为。

孕产保健服务和健康教育信息获得的途径分类  问卷中设置可多选的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形势下，你是如何获取孕产保健信息的”，其选项分别为：医院电话热线，手机短信，医院微信公众号，医院官方微博，朋友圈，朋友、同事或家人告知。根据回答将选择“医院微信公众号”和/或“医院官方微博”的孕妇归类为通过官方新媒体渠道获取信息，未选择上述任一项者归为未通过官方新媒体渠道获取信息。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中，新冠肺炎相关的健康与孕产保健知识和个人防护行为每题回答正确得分为1分、错误为0分，孕产保健知识得分总分为6分，个人防护行为总分为3分。分别对知识得分和行为得分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并进行描述；将中位数及其以上的得分者划入为较高得分组，中位数以下得分者归入较低得分组。

采用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对连续性变量使用x±s或四分位数（P25，P75）进行描述，分类变量使用例数（n）和频率（%）进行描述。对连续型变量进行变量分组，并采用χ²检验进行各组间比较。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因变量分别为孕产保健知识得分和个人防护行为得分的高低，自变量为是否通过官方新媒体途径获取信息，并纳入其他混杂因素如孕妇年龄、学历、职业、孕期、居住地、分娩史、是否有妊娠并发症、本次妊娠单双胎等。分别分析孕妇通过官方新媒体途径获取信息与孕妇的孕产保健知识得分和个人防护行为得分的关联，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查共收集在线问卷2 186份，根据问卷中的质控问题筛选出248份不合格问卷，另有2份问卷因缺少年龄、孕期等关键信息被排除，最终有效问卷共1 936份，占所有问卷的88.6%。受访孕妇的现居地分布在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包括上海市、陕西省和江苏省等。孕妇平均年龄（29.76±4.11）岁，最小18岁、最大45岁；孕早期、孕中期和孕晚期的孕妇各占32.3%（625/1 936）、37.6%（728/1 936）和30.1%（583/1 936）；学历以本科及以上为主，占48.1%（932/1 936）；26.5%（513/1 936）的孕妇被诊断患有妊娠并发症；71.4%（1 382/1 936）的孕妇居住在城市；74.9%（1 450/1 936）的孕妇居住地在上海（表 1）。

孕妇获取信息的途径情况  通过医院官方新媒体帐号渠道获取疫情下孕产保健信息的孕妇占比最高，为75.4%（1460/1 936）（表 1）。

孕妇保健知识与个人防护行为得分情况  孕产保健知识得分总分6分，平均得分（3.97±1.11）分；个人防护行为得分总分3分，平均得分（1.75±0.90）分。

孕产妇的新冠肺炎相关的孕产保健防护知识中得分率最高的是感染新冠的产妇应暂时避免母乳喂养，正确率为91.7%（1 776/1 936）；得分率最低的是关于发热时应前往就诊的医疗机构，正确率仅有15.6%（302/1 936）；防护行为中得分率最高的是疫情期间减少外出，为98.9%（1 914/1 936）。得分率最低的是疫情相关防护行为（包括居室开窗通风、自觉发热时主动测量体温、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前往人群密集场所及接触和进食野生动物、主动告诉医生或社区疾病流行地区的旅行史），完全能做到的比例仅30.9%（598/1 936），上述行为中正确比例最低的是自觉发热时主动测量体温，为40.6%（786/1 936）。

孕妇通过新媒体途径获取孕产保健信息与孕产保健知识和个人防护行为的关联  以孕产保健知识得分较高或较低为因变量，拟合通过官方新媒体获取信息与孕产保健知识得分的多元Logistic回归，同时纳入孕妇年龄、学历、职业、孕期、居住地、分娩史、是否有妊娠并发症、本次妊娠单双胎作为混杂因素进行控制。结果显示通过官方新媒体账号途径获取信息的孕产妇孕产保健知识得分高于通过其他途径获取信息者（aOR=1.36，95%CI：1.08~1.71，P=0.0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2）。

以个人防护行为得分较高或较低为因变量，拟合通过官方新媒体获取信息与个人防护行为得分的多元Logistic回归，同时纳入孕妇年龄、学历、职业、孕期、居住地、分娩史、是否有妊娠并发症、本次妊娠单双胎作为混杂因素进行控制，通过新媒体官方账号平台途径（aOR=1.46，95%CI：1.18~1.82，P=0.001）获取信息的孕产妇新冠防护行为得分高于通过其他途径获取信息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2）。

讨论

新媒体在卫生保健服务和健康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本研究中，75.4%的受访孕妇曾通过官方新媒体途径获取孕产保健信息。新媒体作为现代主流信息传播途径之一^[6]，具备4A特点（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任何事）^[10]，这意味着孕妇可自由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接收健康信息。相比于其他途径，新媒体可通过平台消息、短文、图片和视频等不同方式传播信息，提供的信息载量更大，形式更生动，更易满足孕妇多样化的需求。在非疫情时期，已有研究显示了新媒体在传播孕产保健知识方面的潜在作用^[11]。而在疫情时期，新媒体这一方式更可能被广泛地使用和接受。鉴于新冠疫情防控需要，新媒体信息传递的方式更有助于满足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降低感染疾病的风险，并能同时满足孕妇对于保健服务信息和健康教育的需求，较非疫情时期更可能受到青睐。

本研究还发现疫情期间通过官方新媒体途径获取信息的孕妇，其孕产保健知识及防护行为得分显著高于从其他途径获取信息者，提示了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孕妇对于专业医疗卫生机构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的保健信息是依赖且信任的，并能够潜在地将知识转化为健康行为，这与在非疫情时期和疫情期间开展的其他研究结果一致^[12-14]。国家卫健委于2020年2月发布了《关于做好儿童和孕产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利用信息化手段做好孕产妇疫情防控工作，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要利用微信、微博、视频等新媒体平台提供孕产妇和儿童保健的在线咨询和指导服务^[15]。本研究结果也为该政策的倡导提供了进一步的科学依据。

另一方面，尽管官方新媒体平台提供的信息提高了孕妇的孕产保健知识掌握情况与个人防护表现，但本研究结果仍提示孕妇对于部分疫情防控指南和推荐的知识行为缺乏认知，仅15.6%的孕妇知晓发热时该前往何种医疗机构就诊，40.6%的孕妇能做到自觉发热时主动测温，说明孕妇对于疫情相关的孕产保健及防控知识仍存在薄弱环节。有研究显示，严峻的疫情形势下，孕妇产生不良情绪的可能性较高^[5]，若孕妇对于疫情防控措施和保健信息了解较少，出现焦虑等不良情绪的比例更高^[16]。因此建议在开展线上平台服务前，及时了解孕妇的信息需求，加强医患双向沟通，提升孕妇的健康素养并促进其健康行为^{[9, 17-20]}，缓解可能由知识了解不足产生的不良情绪。此外，由于疫情之前医护人员普遍缺乏在线服务的经验^[21]，为了确保通过官方新媒体途径提供服务的质量，很有必要开展孕产保健服务提供人员的技能培训，及时就疫情期间孕妇普遍关注的问题解读国家及各级机构下发的相关政策文件，注意利用新媒体信息传播方式多样的特点，增强内容的趣味性和形象性，并提升在线医患沟通能力^[22-24]。

通过医疗卫生机构的官方新媒体账号获取信息与疫情下孕妇更好地掌握孕产保健知识和更好的个人防护行为相关。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医疗卫生机构可通过使用官方新媒体账号传播孕产保健服务及健康教育信息，通过加强培训，促进提供专业、准确、为大众所信赖的孕产保健服务及疾病防护知识，并且及时进行更新。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卫生服务机构应与时俱进，及时发现并探索卫生服务利用者能接受和喜好的方式，调整相应的传播途径。

本研究于疫情暴发的高峰时期开展，可为完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预案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同时，本研究着眼于新媒体这一与过往疫情背景不同的要素，为不同社会背景下建立适合需求的孕产保健服务模式提供了重要信息。但本研究局限性在于采用在线问卷调查的方式，参与的孕妇大部分学历较高且更习惯日常使用电子设备，代表性不够，影响了结论的外推性。

作者贡献声明  李星颖，陈维怡  问卷设计，数据采集，统计分析，论文撰写和修订。金龙妹  数据采集，论文修订。张晓华，杨凤云，沈恋迪，张欣文，谢震宇，朱小玲，王丽  论文修订。喇雪娜，娜扎凯提·阿不都克里木，蒋泓  问卷设计，数据采集，统计分析，论文修订。

利益冲突声明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