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福庆(1882.7.28—1970.11.29)，字克卿，祖籍厦门，中国近现代著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

颜公从医执教60载，经历丰富，先后留学美、英两国，将西方先进医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不断探索与西方合作办学的道路。他创办了两所医学院(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即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前身；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即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三家医院(澄衷肺病疗养院、中山医院、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医院, 分别为现在的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担任过三所著名医学院(湘雅、协和、上医)院长。他长期工作在上海、北京、长沙、重庆等地，足迹更是遍及欧、美、亚、非诸国，一生与20世纪中国现代医学发展史密切相关，在医学教育界影响深远，堪称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之一。

上世纪90年代，我国许多高校都纷纷争取进入国家“211工程”，包括上海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在内的全国各高校都在积极争取，力求夺标。1994年秋，由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带队、九三学社中央原主席吴阶平院士任评审专家组长的专家组来上医进行评审，一致通过上医整体建设规划，同意列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在申报“211工程”建设项目过程中，以及近年对校史开展的研究中，通过收集整理学校建校史料，大家倍感颜福庆先生当年创业之艰辛，由衷赞叹颜老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基业。而上医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辉煌，与颜老超前独特的教育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上医之创建，根植于颜老爱国办学、不辞辛劳、不畏艰辛之心。1927年，时值国内军阀混战，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次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学校纷纷停办。当时中国的医学教育也多为外国教会所办，主权由洋人操纵。在这种形势下，颜福庆带领一批志士仁人，在黄浦江畔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国人自办自教的西医高等学府。初办时学校规模很小，校址设在吴淞，“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寇炮火。颜福庆奔走呼号，发起募捐，经十余年艰辛，建成上医和中山医院新址。

上医学科齐全，这与颜福庆的多学科办学思想密不可分。颜公青年时代三度出国留学。1909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去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学习，1914年再度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获公共卫生学证书(CPH)。因此，他对医学和公共卫生学同样重视，并身体力行。1927年建校时仅设医学专业，一年后，在颜公倡导下，医学院组建了公共卫生学科，颜公亲任科主任兼公共卫生学教授。同年还建立了吴淞(现宝山区)公共卫生所，作为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室。颜公还规定，医学生毕业前，一律要在卫生教育基地实习一个月，以加强卫生防疫观念。这一规定在上医坚持了数十年，改革开放后这一经验还获得卫生部教学成果奖并在医学院校中推广。颜公还认为，我国不仅西医人才缺乏，制药业也十分落后，西药全靠进口，西药人才缺乏。因此，1936年他又在医学院内设立了药学专修科。后经发展，上医的医药卫生各学科越来越齐全，颜公为上医打下的多学科基础，功不可没。

上医治学严谨，源于颜福庆的治学严谨。颜公在上医创始阶段就十分重视校风校纪建设，要求教师专心教学，不得在外开业行医；要求学生刻苦学习，养成勤奋学习的习惯。招生时，由教授组成招生委员会，公开、公正、公平进行，严格选才，全凭考生条件择优录取，任何人不得干预；对不符合条件的达官贵人子女，一律以“爱莫能助”婉拒。教学中，贯彻“三基三严”(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严格要求、严密方法、严肃态度)精神，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教育学生只有学好基础学科，牢固掌握高科技，善于开拓，才能创新。在学籍管理上，学校在1928年就规定，学生单科成绩以60分为及格，总平均分以70分为及格。学生一年中如有一门主课不及格，需补习复试一次，复试再不及格不得升级；如二门主课不及格不予补考，留级一年；如三门主课不及格，退学。年轻住院医生，除例行节假日外，一律住在医院，实行24小时负责制，随时为病人服务。上医师生在这种校风熏陶下，养成自尊自信、自强自律的精神，不论是学习还是实习，都忠于科学信念，反对弄虚作假。所以上医的考试测验，即使不设监考，也没人作弊，师生们认为作弊是自欺欺人的可耻行为。这些措施的严格执行，使广大学生感到，进上医不易，学好也不易，更加珍惜这个学习机会。上医毕业生走向社会，普遍获得用人单位好评。经过几十年的培育，从颜公开始的严谨治学精神在上医代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

上医师资力量雄厚，得益于颜福庆办学之初就团结了一批志士仁人，一批学有专长的名医、专家，并予以制度保障。随后，上医又延聘了一批中外专家、学者和海外归来的博士生扩充师资队伍。颜公一贯提倡“公医”制度，来校任教，要专职敬业，不能在外开业行医。学校规定，专任教师服务满4年，享有1年带薪休假，到国内外从事研究、进修，这一办法对提高师资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医即有一批青年学生赴国外深造，学成回国，在上医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作出很大成绩。1956年，经国家核定，上医有16名一级教授，22名二级教授，他们都是各学科的先驱者、奠基人或领军人物。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说，上医的一、二级教授比清华大学还多。1959年，上医被列入全国重点高校之一。1994年专家组评审时，上医正副教授已达1 125人，还有一大批中等专业技术人员，其雄厚的师资力量，在全国医学院校中名列前茅。由于上医师资强，1955年，中央命令上医负责建设重庆医科大学。颜公去重庆选址，并从上医分出一批师资、设备进行援建。此外，上医还陆续支援重庆、山东、大连、新疆各兄弟院校一批骨干教师，为全国医学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

上医办学效益好，得益于颜福庆科学的办学指导思想。上医有教学、医疗和科研三项重要任务，从颜公开始，这三项任务就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经过几十年发展，教学上，学校已形成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外国留学生教育和成人教育等完整系统的教育体制。至1994年，上医本科专业12个，硕士点50个，博士点35个，全国重点学科点、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数以及在校研究生数在国内医学院校中处于前列。科研上，学校科研出人才、出成果、出效益、攀高峰，许多科研项目拿到国内第一，有的达到国际水平。自1981年到1994年，共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369项，其中国家级21项。如“小肝癌早诊早治”手术后生存率提高到70%，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卫生部科技成果推广一等奖，并获得美国癌症研究所“早治早愈”金牌奖，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医疗上，截至1997年，上医有7所附属医院，有大批医疗专家和临床教授，各医院各有所长，还承担着大量学生实习和进修生教学任务。各院还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临床学科或擅长领域，如脑外科、手外科、肾移植、心血管、抗生素研究、肝癌临床、新生儿疾病、围产医学、生殖免疫、角膜移植、电子耳蜗、新喉再造、肺癌、鼻癌、乳腺癌等，均保持国内领先地位。无论教学、医疗还是科研成果，都取得良好效益，达到领先的医疗服务水平。截至2019年10月，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已有17所(含筹)附属医院，9个直属院系所。

上医从颜福庆创办之日起，就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吴淞时期，校舍遭日军炮火摧毀，学校利用借读他校的办法，维持教学。上海沦陷，上医师生在第二任校长朱恒璧带领下，走上抗日求学道路，辗转于昆明与重庆，最后在重庆歌乐山茅草屋内上课。抗战胜利后搬回上海，虽枫林校区及中山医院受到日寇破坏，艰巨的复校任务未曾压倒上医人。“文革”期间，上医停止招生6年，恢复招生时，上医教职工又以最大热情培养工农兵学员。改革开放后，学校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并仍然坚持教育为本、育人为先，几十年来培养了大批高质量的医药卫生人才，上医的毕业生遍布国内外及欧美各地。在上医校友中，被评为我国两院(科学院、工程院)院士的就有40多位。事实证明：上医已成为培养高质量医药卫生人才的摇篮，在国内外赢得了良好声誉。上医一直把德育放在首位，这一良好传统的形成与颜福庆的倡导密不可分。学校在创办之初就注重品德教育，上医“正谊明道”的校训，“为人群服务”的校歌，“病人至上”的誓言，就是明证。解放后，教育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树立为社会主义献身的思想。改革开放年代，要求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徳、有文化、有纪律的时代新人。一代又一代上医人始终沿着为人群服务的道路前进。抗战时期，上医师生积极参加前线救护队和后方医院的工作，一些人为此牺牲生命；1949年，上医派出血吸虫病治疗队，救治南下解放军战土；抗美援朝时期，又派出多批医疗大队和技术顾问团奔赴救援前线；“文革”期间，上医师生组织的“指点江山医疗队”“祖国医药探索队”活跃在贵州、四川的山区和农村，为当地人民送医送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1988年的上海甲肝大流行、1998年的长江洪涝灾害等……只要国家有难、百姓受苦，上医的白衣战士就会闻风而动，奔赴第一线。日寇侵占上海时，颜公就是上海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夜以继日地组织医务人员抢救伤病员。颜公提出的医疗为大众服务的思想，与党和政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提出的“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构想不谋而合。颜公的初心和使命与新时代上医人的初心和使命一脉相承、完全一致。

1956年，颜福庆加入九三学社，后经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委卢于道的推荐，成为九三学社上海市委负责人。在颜福庆的感召下，他的学生、同事和上海一大批著名西医纷纷加入九三学社。2007年，时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的韩启德院士亲笔为颜公题写“医学教育先驱，知识分子楷模”，以此纪念颜公对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

(作者为复旦大学副教授，颜福庆之孙)